试论回族文献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22JZD024)；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青年项目“近代历史报刊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史料整理与研究”（2020-GMC-002）。

少数民族文献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资源，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同年，习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因此，重视少数民族文献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发掘少数民族文献中蕴含的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历史资源，对于发扬少数民族优良传统，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千百年来，回族社会形成有丰富的文献资源，这些文献中蕴含着诸如伊儒会通、爱国爱教、忠君爱国、谨遵国制、国家认同、救亡图存、民族交融等理念和史实，部分观念虽然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印迹，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如回儒著作中二元忠诚观、家谱中谨遵国制观、晚清白话报中爱国爱教观等。本文尝试从碑刻、典籍、家谱、报刊四个方面，讨论回族文献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时代价值。

一、碑刻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

碑刻既是重要的文献载体，也重要的文化遗存，价值具有多重性。中华民族有数千年以石载史的碑刻文化传统，如现存有战国时代的石鼓文和监囿守丘刻石。回族作为在中华文化沁润下交融产生的民族，同样具有悠久的勒碑刻铭传统，至今保存有数量丰富的宋元以来的碑刻，近年来宁夏社会科学院古籍办整理的《回族金石图录》“完成全国大部分省区回族历史碑刻的实地调研搜集工作，搜集发掘1949年前的回族碑刻2000余通”^[3]。1949年后，回族社会继续秉承中华文化传统，又产生了数量丰富的碑刻，如河南平顶山市焦店清真寺，现存1949年前碑刻2通，1949年后新刻达37通，大都为捐资功德碑。鉴于回族碑刻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与文献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有三次全国范围的统计整理工作，并产出了《中国回族金石录》《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回族卷·铭刻》《回族金石图录》（未出版）三种成果。区域性的回族碑刻发掘整理工作也在陆续展开，主要成果有答振益等主编的《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辑录了南方9省区碑刻，回宗正主编的《北京清真寺碑文辑录述要》，马忠辑注的《青海回族撒拉族金石录》，伊牧之主编的《济南伊斯兰教碑刻笺注》《山东回族金石录集注》，王子华等主编《云南回族人物碑传精选》，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等编的《广州回族碑刻匾联集》，乌志鸿主编的《西安清真寺古碑选注》等等。此外，《江苏省回族古籍提要》《河南回族古籍总目提要》等成果中对碑刻的统计介绍也占了重要部分。王顼主编的《安徽回族金石录全辑》，沙福权主编的《西昌回族历史碑刻辑录》等是有关区域回族碑刻发掘整理工作的最新成果，已经完成初稿。

《中国回族金石录》将回族碑刻主要议题划分为10种，雷晓静又进一步规范分类为“建修清真寺碑，圣旨敕谕碑，功德记事碑，教理教史碑，捐资助学碑，规约告示碑，人物碑刻，回回墓地碑”^[4]八大类。由此可知，回族碑刻数量非常可观，而且具有时间跨度长，地域分布广，主题涉猎多等特点，构成了回族社会重要的文献组成部分，载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公益、民族、宗教、人物、事件等方面的基本信息。也正是回族碑刻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所蕴含的思想既能呈现纵向的时代性，又能反映横向的区域性，以及表达回族大众意识中对包括国家认同、伊儒会通、民族交融在内的各方面议题的认知与实践。

（一）国家认同思想

国家认同思想贯穿于许多回族碑刻中，钟银梅对此曾有专题研究，诸如敕建敕修碑、皇帝上谕碑、万岁牌碑等反映与国家政权互动的碑刻中，表达忠君爱国思想之内容比比皆是^①。敕建敕修碑以明碑居多，分布于北京、西安、南京、大同等地，以西安为例，现存有《敕谕碑》《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拓建敕赐清修寺记》《敕赐清真寺碑记》等明碑，其它碑刻正文中亦有屡屡提及敕修、敕建等与国家政权互动字样。敕建敕修一方面体现出历代政权对回族社会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表明回族大众对获国家政权肯定的高度认同，尤其是“祝延圣寿”观念在各地敕建敕修碑中被屡屡强调，“从‘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到‘祝延圣寿’，表明回族先民在政治伦理思想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5]94此时的清真寺除了是回族群众的宗教场所之外，又具有表达政治认同的功能，皇权的至高权威得到认可，清真寺内的二元忠诚实践，又成为明末王岱舆二元忠诚论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此外，与“祝延圣寿”相关的即自元代起在各宗教场所等地摆放“万岁牌”，万岁牌一般为木质形制，自上而下书写“（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周边雕刻龙型图案。石制万岁牌并不多见，据钟银梅调查，“实地调研中见到4通，分别留存于山东济南天桥小寨清真寺和长清金庄清真寺、湖北邵阳市白鹤塘清真寺和四川眉山市仁寿县青岗清真寺”^[6]，万岁牌现象是表达忠君思想的重要体现。

皇帝上谕碑在回族社会中分布较广，主要涉及明清五位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百字赞碑》《敕谕碑》，明成祖永乐《米里哈只碑》，清康熙三十三年《上谕碑》，清雍正八年《上谕碑》，清乾隆四十七年《上谕碑》，这些碑刻在不同年代被不同清真寺刻立，尤其是苏州太平坊清真寺，现存有清代三位皇帝《上谕碑》。《上谕碑》在各地清真寺的刻立，一方面彰显封建帝王对回民的认可与优待，另一方面彰显回族大众对皇恩的感激与敬畏。此外，在其它一些碑刻中，也能反映出国家认同思想的某个维度，如清初开封的《古制连班序》中，“天子之礼，独一之尊，虽左右戴第自班之中，身制其下者，以尽长□□之礼、伸尊之义也……率众拜主，倪麻木不敢僭越国君之礼……”^[7]用恪守封建帝王君臣祭天礼制来阐释连班礼拜问题。

（二）伊儒会通思想

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在思想层面的重要体现，“‘伊儒会通’从字面看似乎指伊儒两教的会通，实质是四教（伊、儒、道、佛）的会通，从而展现东方文化的整体面貌。”^[8]反映伊儒会通思想的主要载体为明清之际王岱舆、马注、刘智等的回儒著作，回族碑刻中亦有表明伊儒会通思想的文献，如明嘉靖七年济南南大寺掌教陈思撰写的《来复铭》，时间上早于现存回儒著作数十年，“运用儒学话语论述苏非哲学的“来复”理论，堪称“伊儒会通”的先驱”^[9]。自宋代起，道教中说梦思想日渐兴盛，陈抟、吕洞宾等道教人物与说梦文化即典型代表，相关主题歌谣亦多有流传，如明代陈一球的《梦蝶梦》中有“一梦五十年，黄粱犹未熟”。郑州北大寺现存清乾隆二十四年举人牧天颜撰写的《五梦歌碑》，借鉴传统文化说梦形式，阐释伊斯兰教，“一梦五十年，得正道非等闲……”，成为文化互鉴的实例。清代道士刘一明，曾撰写《重建兰州城西关礼拜寺募疏序》，文中用儒家、道家概念术语阐释伊斯兰教，把三者的传统相结合，反映出伊儒会通的又一种路径^②。此外，《古制连班序碑》运用中国传统礼制观阐释连班，也是伊儒思想交融的体现。

（三）谨守国家律制

回族碑刻中有反映掌教任命、诉讼判定、民事调解等议题的掌教札付碑、告示示禁碑、具甘结碑等，按国家制度任命清真寺掌教，通过国家律法解决利益争端、调解宗教分歧、保护合法权益等，反映出回族大众谨守国家律制的历史传统。

札付制度代表着明代官方对清真寺教职人员任命管理工作，是掌教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现存掌教札付碑如河南沁阳《礼拜寺掌教札付碑》，北京牛街《礼拜寺掌教札付》，北京东四《马氏掌教札附》，陕西西安《刻礼部劄付碑》等，皆记录各地按律制奏请任命掌教的历史。告示示禁碑的分布更广泛些，华北、中原、西北、江南、两广、西南乃至海南三亚皆有存在，内容大致可分两种，其一为官方发布的保护回民权益，规范行为习惯的内容，其二为官方对诉讼下达的判决内容。此外，在河南、云南还有数块具甘结碑，多为围绕教争问题发生诉讼，经过判定后，“悔悟俱改前非，……执结具稟，以凭究逐。甘结是实，勒碑为据”^[10]。上述碑刻，无一部反映出回族大众对“体现着回族百姓对官府行政权力的认可、依赖及其对官府所制定的律法条文的遵从”^[6]。

（四）民族三交思想

回族碑刻中，反映民族关系的碑刻十分有限，但在现存的寥寥数通中，仍然蕴含了强烈的民族三交思想，如河南济源下街清真寺现存清康熙五十年《公断遵行碑》，又称为《邑侯俞老爷从公均集街民感恩碑》，记述当地庙道街分为上下街，汉民聚居上街，回民聚居下街，为苦乐均沾，俞邑侯召集上下街乡老妥议，两街轮流开设集市的事迹。碑文中蕴含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及民族三交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此外，据钟银梅调查，回族社会还存在近200通抗战碑刻，作为对抗战时期爱国救亡活动的载录，是反映回族人民保家卫国的珍贵红色记忆，也是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呈现^③。

二、典籍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

典籍是最重要的文献载录形式，回族典籍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有关回族历史、文化、文学、宗教、思想等主题的典籍；其二，回族人撰写的文集、政论、史志、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主题的典籍。第一类典籍产生于明末，以王岱舆、张中的著作问世为起始，即通常所说以儒诠经、伊儒会通学术活动的肇始；第二类典籍时间跨度大，主题纷杂，故本文重点论述第一类典籍，出版时间截止1949年，下文回族典籍亦特指此类。

回族典籍数量颇丰，对其统计整理及版本研究工作由来已久，清康熙间《经学系传谱》中先后提及《归真总义》《正教真诠》《归真必要》《推原正达》《昭元秘诀》等典籍，清乾隆间重要刊行者袁国祚在《已刻未刻诸书名目》中提及共计29种典籍，晚清阿日孚提及共计16种。与此同时，西方人亦开始关注回族典籍的搜集调查统计工作，俄国人巴拉第著《中国伊斯兰教汉文文献》为32种典籍做了详细提要，后相继被译为法文、英文，在西方影响深远。民国时期国内外对回族典籍的统计，几乎都存在将明清典籍与民国著作一起统计的问题，如赵振武统计自1906起的21种^④，《清真书报社图书目录》中统计中文著作132种，佐久间贞次郎在《支那回教文献的解说》中统计明清至民国典籍和报刊327种，梅益盛的《中国回教书目》统计有318种典籍和报刊。近期，笔者系统梳理明末清初至清末的回族典籍著作，共统计有70余位作者的近140余种典籍，其中既有明确记载存在但已佚者，如张忻的《清真教考》，又有新发现尚有版本传世者，如舍蕴善《归真必要》《推原正逵》，还有十分罕见，但新发现传世者，如《理学问答》《天方实录》等。民国时期回族典籍的数量，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系统统计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各图书馆有关回族典籍的馆藏目录提要，亦未将民国典籍专门统计，马景在《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研究》中附录了180余种民国回族文献资料^⑤，可以作为数量的重要参考标准。如果说明清时期的回族典籍的特点是伊儒会通思想贯穿始终，那么晚清民国回族典籍的主旨则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笔者曾将近现代回族典籍划分为14个议题^⑥，其中蕴含的思想，无论是伊儒会通，还是爱国主义，抑或是宣传抗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都具有历史文献价值。

（一）伊儒会通

伊儒会通是伊斯兰教思想中国化的具体呈现，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实践的理论基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及：“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1] 如果说《来复铭》是伊儒会通的肇始，那么伊儒会通思想则主要通过明清之间的回族典籍全面的呈现出来。马明龙、张中、马君实、王岱舆、伍遵契、舍起灵等等，皆有重要著作传世，直至刘智将其推向巅峰，成为集大成者，金天柱、马复初、兰煦等在清中后期继续发扬。有趣的是回儒著作三部曲现象：张中、王岱舆、舍起灵、刘智，乃至清晚期的兰煦，皆有三部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传世。每一位作者阐释伊儒会通时，侧重点亦各不相同，马明龙《认己醒语》侧重回道对话，王岱舆《正教真诠》侧重回佛对话，丰富了伊儒会通的路径，回、儒、佛、道四教会通，呈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的整体面貌。伊儒会通学术活动并未在清末终结，民国回族典籍中依然能看到伊儒会通的延续和发展：首先，以马福祥为代表组织重刊明清伊儒会通典籍30余种；其次，赵振武校勘《天方至圣实录》，完成《至圣实录纪年校勘记》；再次，延续对经典著作的翻译传统，汉译本主题类型更加全面；最后，在创办新式教育和学术研究中贯穿伊儒会通思想。^⑦

（二）二元忠诚

伊儒会通先驱王岱舆，创造性提出“二元忠诚思想”：“认己修身，忠君事亲，处夫妇，交友朋，治国齐家莫不由是本而发，舍此别图，则有歧路悲矣。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因其源清而无不清矣。或即忠于君父，而不能忠于真主者，直为异端何也。”^[12]13又强调“夫人生有三要：敬主也、忠君也、孝亲也。”王岱舆的二元忠诚思想，很有可能受到元明时期清真寺“祝延圣寿”职能的启发，将忠君与敬主相提并论，解决了回族大众在封建社会中如何妥善处理信仰与皇权的关系，忠君即忠诚于封建君王，也就是忠诚于国家，在世俗层面服从国家的管理，认可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表达对国家的高度政治认同。王岱舆的“二元忠诚思想”，为伊斯兰教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实践宗教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并培植回族大众的忠君爱国观念。“二元忠诚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近代中国穆斯林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时代的爱国爱教思想。

（三）爱国思想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国家与民族关系的讨论成为重要议题。回族典籍中涉及此类议题的文献也愈发丰富起来。首先，回族阿洪王静斋等用经训阐释爱国与信仰之关系，提出了“爱国属于信仰”的观点，这在抗战期间激发回族大众积极投身抗日活动，保家卫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回族阿洪马松亭在《回教与人生》一书中，又进一步论述了爱国与信仰之关系，“不爱本土（国家），即有损于信德（信仰）”。其次，抗战爆发后，回族大众积极履行国民义务，投身抗战事业，在国内组织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同时，为对外宣传抗战斗争，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回族精英群体又组织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前往西亚、北非，组织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访问东南亚地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北婆罗访问记》《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马来亚访问记》等回族典籍，即是对此次宣传抗战活动的详细记载。

三、家谱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

家谱是记录家族世系脉络传承和呈现血亲关系谱系的基础史书，是反映宗法制度的重要文本，是独特的中华文化遗产。回族深受中华传统影响的特征在家谱文化上也十分典型，数量丰富的回族家谱构成了回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丁明俊梳理了回族家谱的搜集与整理现状^⑧，区域家谱资料汇编与重要家谱专题研究是学界有关回族家谱的两大类成果，前者如《中国南方回族谱牒选编》《河北回族家谱选编》《辽宁回族家谱选编》《山东回族家谱序集注》《（福建）回族卷-家谱谱牒》等，后者如《郑和家世资料》《南海甘蕉蒲氏家谱》等，内容最为全面丰富者是马文清的《回族谱序与宗源考略》，收录有156种家谱谱序，囊括72个姓氏。回族家谱在探讨回族族源、宗法制度、婚姻特点、人物信息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家谱包括内容十分丰富，如清同治年间重修的湖南邵阳回族怡忍堂《张氏族谱》，就包含有旧谱本源分派图、新叙、行谊叙、旧叙、老叙、回回原来叙、圣谕、御赞、御批、诰命、老凡例、老规训、旧凡例、旧家规、旧家训、府志墓田源流记等等30余项内容。总而言之，回族家谱所承载信息亦不可小觑，不少家谱中反映国家认同、谨守国制、民族交融等方面的理念，也说明这些是回族群众在宗法族规家风建设中所强调的重要思想。

（一）国家认同

回族家谱中反映国家认同理念十分普遍，怡忍堂《张氏族谱》以“圣谕”名称，刊印了清雍正年间颁行的由康熙《圣谕十条》和雍正《广训》组成的《圣谕广训》，表达对至高皇权的敬畏及国家层面道德规范和国民教化的遵从。清光绪二十九年重修的镇江回族《米氏宗谱》，亦刊印有《圣谕广训》。《张氏重修族谱序》中有“其孝亲、敬长、忠君、爱国之心，由是以似、以续、以引、以翼，吾因以知张氏之保世而滋大者。”^[13]将忠君爱国与孝亲敬长同样作为家族理念，纳入家族宗法族规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谨守国制

怡忍堂《张氏族谱》还强调对国家律制的谨守。《重修谱序》“凡我族人遵国制以明忠，守教规以明孝”^[14]，《老凡例》中强调“国制不失其为忠，恪守教规不失其为孝”。^[15]在忠孝观中明确将忠于国家律制作为家族的价值衡量尺度。又如《蒲氏本立堂家谱凡例》亦有类似体现：“本谱遵国家公令，其有无嗣而兄弟之子孙众继者，不得阑入，仍只注一阙字而已矣。惟确系用兄弟某子过继者，乃注明“以某之子某入嗣”等字样。缘国家例无众继之条也。”^[16]2以上这些都表明，即使是制定家族内部的族规，谨守国制仍为其中重要的原则和指导性纲领。

（三）民族交融

民族交融是回族家谱中反映出的一个重要史实，尤其是回汉两兄弟民族间，跨民族通婚信息在家谱中十分常见，以安庆敦悦堂《马氏宗谱》为例，其中记载的数代清真寺掌教亦存在回汉通婚现象。回族家谱中反映的民族交融有三种形态：其一，汉民融入回族文化，如福建泉州《郭氏族谱》“迨元之时，于回免其差扰，泉（晋江）之回尤盛，世人因多从回。或好西国之教，或托足以避乱，故先人之适回大抵有取矣。”^[17]289又如云南《林氏族谱》“始祖因以同来，后进其教。”其二，回民融入汉族文化，泉州陈埭《丁氏族谱》中丁衍夏的《族教说》详细记述了其自幼年起，家族风俗习惯由回至汉演变的三个阶段。此外，“回而兼儒”是民族交融的又一种形态，《适回辨》又将其进一步分为“或回而兼吾儒之道”和“或从儒而存乎回之教”两种。

四、报刊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

回族报刊“一是回族人创办或主持的综合性报刊；一是回族人创办或主持的专门性报刊。”^[18]笔者曾专门撰文探讨近代回族报刊创刊号问题，本文讨论之回族报刊，特指自1906年创办的《正宗爱国报》至1949年创办的《回民大众》。回族报刊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主题性特征，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思想性强。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回族报刊有200余种，笔者目前掌握有全部或部分期数的130余种。这些报刊期数相差悬殊，有达两千多期的日报，如《正宗爱国报》，《爱国白话报》等，也有仅发行一期即停刊的短命者，如《醒回篇》《灿烂》等。由于回族报刊产生于晚清民初社会巨变中，加之内忧外患，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民族国家观念得到加强，故而赋予了许多报刊强烈的爱国意识，救国主张，国家认同等理念。因此，回族报刊中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献十分丰富，领域十分广阔，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历史资源^⑨。

（一）创办爱国主题报刊

回族报刊最初是回族人秉承着宣传爱国理念而创办的，作为最早的回族报纸，《正宗爱国报》 以爱国命名，开宗明义，强调各民族要“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委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保卫中华,”^[19]在2363期的创办生涯中，把“尊君”“尊孔”“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作为实践爱国的几个方面。1913年，在《正宗爱国报》停办4天后，另一个回族报刊《爱国白话报》创刊，持续至1922年共计2976期。《爱国白话报》也开明宗义的阐述了办报主旨：“中国今日的大病，不在政治好坏、国势强弱，一言抄百总，就在人人儿私心太重上头，若打算治这种病根，不能不以极平和的议论、极诚恳的意思，发挥正义，提倡良心，叫人人晓得国家合个人确有密切的关系，然后爱国思想才能真心发挥出来，从前口头上的爱国，就变为事实上的爱国了。这是本报出版的目的。”^[20]两种报纸正是在爱国主旨的指导下，在共计5000余期的报纸中，刊登了大量围绕以思想启蒙，救亡图存、改良社会，实业救国、团结民众等主题的讨论文章，留下了宝贵的爱国思想文献。

（二）创办抗战主题报刊

抗战主题报刊是回族报刊中又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极大刺激了各族儿女的民族危机意识，抗战救国思想。在这种背景下，大部分回族报刊的主题开始转向宣传团结抗战主张，并产生了数种抗战主题报刊，如《醒民》《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报）》《西北回民正论》等，内容报道多围绕抗战宣传展开，如“虑此日寇毒□方张，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岂肯后人：趁此时机，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21]此外，《回教大众》《伊光》等也发表了多篇揭露侵略暴行，呼吁积极抗战的文章。由于内容过于庞大，不再详细赘述。

（三）创刊号中的爱国理念

回族报刊中更多的是在创刊号的创办宗旨中，阐述其爱国理念。如《月华》将“发达中国回民之国家观念”作为六项创办宗旨之一。又强调“必须联合起来抵抗而制胜帝国主义者；中华民族和回教民族占了弱小民族的大多数，……应当联合起来，领导其他的弱小民族去实行抵抗而制胜帝国主义者谋全世界的和平的实况”^[22]《突崛》在创刊号中强调“吾中华民族如何突破此危机，开展新生命，以崛兴于此现象环生之境遇中耶？”^[23]并解释刊名即取自于此句中“突破危机，崛兴“之意。

（四）重要概念的提出

爱国爱教是我国各宗教的优良历史传统，至今在新时期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爱国爱教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1909年清末的回族报刊中即被提及，《正宗爱国报》的一篇文章中，有“本不能给宗教增光，反倒是回民之累，对于国家，是个废民，爱国爱教者，该当怎样的设法补救呀。”^[24]这是目前已知爱国爱教提法的最早出处。1930年，冯梦麟在《伊光》报三周年纪念时，赞扬其“爱国爱教，贵报独担，根据主义，提起民权”^[25]，再次提及爱国爱教。1938年，沙蕾为宣传抗战思想，在《回教大众》发文专门讨论《爱国与爱教》。这表明，回族大众的爱国爱教观念由来已久，不仅有历史实践作证，而且一百多年前便进行理论总结，这也是“二元忠诚“理论的新发展。

小结

碑刻、典籍、家谱、报刊是回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回族文献的四个维度构成了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史料的多元化格局：碑刻从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呈现，典籍从精英阶层的思想表达呈现，家谱从普通大众的宗法规范呈现，报刊从知识分子的文化宣传呈现。经过上面的分别论述，可以清晰的看到，回族文献中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表达十分丰富，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回族的历史书写，也是历史上回族人民从国家认同，忠君爱国，民族交融，伊儒会通等多角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在新时期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有必要推进对包括回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相关文献的发掘整理及数据库建设工作，从少数民族视角为牢固树立共同体理念，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有力的史料支撑。同时，也是落实总书记有关“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示精神的具体表现。

注释：

①钟银梅通过对回族社会三种类型碑刻内容主题的归纳，分别从认同国家政治制度、遵从与恪守国家法律、认同国家发展道路三个方面，总结了回族历史上的国家认同特点，参见钟银梅：《碑刻文献所见回族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回族研究》2020年第1期。

②周传斌、马文奎曾对道教宗师刘一明著述思想中的回道对话理念予以系统分析，参见周传斌、马文奎：《清代全真道宗师刘一明的“回道对话”实践》，《中国穆斯林》2021年第4期。

③钟银梅曾对回族抗战碑刻的整体概况，类型划分，价值意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参见钟银梅：《回族抗战碑刻及其文献价值管窥》，《回族研究》，2019年第1期。

④赵振武对书籍与印刷的概述，参见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禹贡》，第5卷第11号，1936年。

⑤马景有关民国回族著作文献的梳理，参见马景：《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67-574页。

⑥笔者有关近现代回族典籍具体分类名称及代表性著作详情，参见马超：《近现代中文伊斯兰教著译统计与整理简述》，《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4期。

⑦有关近代对伊儒会通的继承和延续问题，参见马景：《伊儒会通文献的近代转化与运用》，《第四届伊斯兰教与海上丝绸之路论坛会议论文集》，2024年5月。

⑧有关回族家谱的搜集与整理现状，参见丁明俊：《回族家谱文化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⑨笔者有关近现代回族报刊的基本概况和办刊特点等介绍，参见马超：《近代回族报刊创刊号及其爱国特征初探》，《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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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超，男，1987年生，河南方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民族宗教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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